（《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尽心下·仁也者》）将仁当作理、人当作物（身体）的二元化看法不仅过于松散，未见出仁与人、成仁与成人的相互内在需要，而且容易将这理变为与人欲对峙的天理，殊失孔子德色不二，好德如好色（《论语·子罕》）和《中庸》里讲的造端乎夫妇（章十二）的旨趣。

（《宋本周易注疏》，第223页） 第二种方案，卦主虽然与同位之爻相应，但又不执泥于这种有限的相应关系，而要把视野放到一卦整体，强调卦主与众爻的普遍相应。如大有卦五阳一阴，六五与九二当然有应，但六五不能执泥于九二一爻，而是要与其余五爻均保持普遍的相应关系，六五疏：六五居尊以柔，又处大以中，无私于物，上下应之，故其诚信，物来交接。

虽然孔疏心迹俱无的圣人一定程度上与郭象讲的圣人因物之自行，故无迹（《南华真经注疏》，第560页）相似，但圣人以效法道的方式达致与道同一的思想进路，与郭象对圣人的理解显然不同。关于第一种方案，如遁卦之时应行远遁之道，但该卦九四与初六有应，如果按照阴阳质性的相应而行动，则会致凶。孔疏说本其虚无玄象谓之圣，据其成功事业谓之贤（《宋本周易注疏》，第383页），圣与贤并不是天然限隔的两类人，而就是最高人格典范的不同侧面，因为事业向所有人敞开，这也就打破了圣不可学的教条，再次确立起圣人与我同类的信心。胡海忠，云南楚雄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宋本周易注疏》，第271页） 因为两爻的相应局限在特定的对象之间而有偏狭、私吝、或被牵制。

孔疏也使用了郭象迹-所以迹这套理解圣人的话语，但对其进行了改造。如屯卦上六、六三的无应未导出团结众爻的根本主动性，屯难之卦时也无法让这种无应关系为众爻相应奠定基础，此时的凶由一种真实的绝境、个体的无力所导致，圣凡都会视之为凶。这是李约瑟之谜的基本思路。

那么，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观察，您又如何看待这种方法在儒学研究范式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呢？ 陈志武：我一直觉得，儒学研究如果要有新意、新认知，就必须走出从经典解读经典的研究范式，必须把20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引进来、把电脑革命带来的量化研究方法引进来，按照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儒学研究也要与时俱进，包括引进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量化方法。经过仔细的量化分析与检验后，我们发现，那些受宗族影响越强的府，不仅传统钱庄票号密度低，而且洋务运动时期建立的新式银行密度也低，甚至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些地区的人均银行贷款和基金投资也少，当地人有了可靠的族人互助后，对宗族之外的金融市场需求更低。[原文载于《国际儒学》2022年第4期，作者：陈志武，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从洋务运动到今天，中国社会跟以前已经大为不同，加上人口流动大大增加，恢复、重建基于宗族网络的儒家秩序已经很难。

编辑部：这似乎是延续并发展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思路。当然，这些是我的猜测，但实际效果就是，朱熹《家礼》的祠堂指南和祭祀规范成了宗族建构的操作手册。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之前，除了基督教社会之外，各农耕社会几乎都为一夫多妻制。也就是说，儒家关注的不是依靠发展科技等去征服自然、提升物质生产力，而是建构好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树立道德规范，由此理顺经济体制：如果通过名分等级秩序把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和风险分摊问题解决好了，至少在每个宗族内的族人间实现了互助合作义务，那么，人们就会有生存的安全感，那还怕什么呢？社会不就安定了，暴力、战争不就少了吗？对于春秋时期的孔子而言，活得有安全感、社会稳定是何等重要呀，比拥有更多物质产出更加珍贵。比如儒家文明，孔子在《论语》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意思是最重要的不是在于物质产出的多少，而是在于分配，更在于人们的生活是否安全，包括经济安全、心理安全和人身安全。其次，宋以前，家谱、家庙、宗祠是皇亲贵族的特权，平民宗族不可为之，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血缘宗族原来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族亲淡漠，宗族提供的避险互助功能甚微。

而相比之下，儒家宗族因为缺乏族人会聚场所，又没有族人的定期礼拜要求，故宗族不够紧密、凝聚力低，族内的互信互助就自然松散。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来看孔子眼里的愿景是什么？我认为，是靠基于义组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实现人际互助、资源共享、风险分摊，而不是基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货币化市场交易，也不是通过基于共同信仰的宗教组织，更不是通过国家权力强力配置资源的方式来最大化每个人的安身立命。而儒家人的祖先神和宗祠只在故乡，异国他乡无法复制，更无法圆华人的精神梦。或者说，儒家的目的在于实践，是先有了某种规范人际关系、建立社会秩序的愿景，然后推出各种思想、伦理规则、行为规范甚至各式各样的文学艺术，去实现那种愿景、为愿景服务。

20世纪80年代，我从计算机工程转到经济学，就是因为对人类社会的兴趣。这主要源于从18世纪末英国出现工业革命，到19世纪欧洲的物质生产力突飞猛进的经历，那些经历自然刺激了欧洲学者对跨文明研究、尤其是对中西文明比较的兴趣，比如黑格尔（G. W. F. Hegel）、韦伯（Max Weber）、李约瑟（Joseph Needham）、伊懋可（Mark Elvin）等，于是就有了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模式李约瑟之谜高水平均衡陷阱等学说，引发广泛讨论，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人类不同文明的认知。

我们以五年为单位，比较这两组地区各自的钱庄票号和新式银行的发展数量。这还是跟风险有很大关系，因为各农耕社会几乎都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政府福利，大家都靠养儿防老解决生老病死风险的挑战，同时在20世纪青霉素等药物出现之前婴儿死亡率很高，四分之一小孩活不到5岁，所以，如果只有一个妻子，可能很多家庭最后都难以做到病有所养，老有所依，多妻就成为实现多子多福梦想的重要途径。

当然，我也注意到其他一些传统文化也具备这一特点，它们对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明显，但对风险应对力的提升有贡献。陈志武：当然，我刚才说的有用不只是狭义的物质利益，也可以是对精神、对心理感受、对非物质生活而言的，包括对身心安全的贡献。比如，黄梅戏《天仙配》中的《夫妻双双把家还》把婚姻建立的家庭之生产单位、劳动分工、资源共享、风险分摊、情感交融功能唱出来了，但要具体做到、保证这些承诺的跨期可靠性，还需要借助《周礼》《仪礼》和《礼记》等儒家经典的支持，到今天也需要各种诗歌、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各类文化形态的传播和宣导，将经典三礼中的细则内化到儒家社会每个人的心底里，让他们任何时候一有违犯就深感内疚、无地自容。相比之下，儒家不鼓励个人远行，《三字经》父母在，不远游，礼制非宗教，即便我们祭拜祖先为神，这些神只是我们陈家、王家、李家等专有的神。就这一点，穆斯林没有障碍，因为伊斯兰教《圣训》就鼓励信徒到远方定居传教，死于异乡者，即为壮烈之死（公元1303年刻在泉州阿拉伯裔墓碑）、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您在书中却认为这段话仅仅描述了外在的顺序，未反映背后的逻辑。

所以，风险视角更能讲清楚《周易》谈到的人类演变历程，仅靠人类追求生产力的视角是解释不通的。这个讲习班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学者、学生知道怎么做数字人文、量化历史研究。

毕竟，人类的苦难主要源自意外事件即风险，因为一旦风险事件把人类打入生与死的挑战，人就会变得不正常、不文明，包括抢劫、行暴甚至发动战争。比如，根据《汉书·艺文志》统计的书目，汉代出版物中有23.69%是跟生产等有关的科技类书籍，唐朝下降到10%左右，宋朝进一步降到2.6%，明朝稍微有回升至4.1%。

为什么海上丝路霸主多次易手？这些问题在以前探讨不多。这样做的确使您获得了不少新发现。

这些经历留下一个折射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磨合竞争的完美案例。也正是因为人类社会围绕婚姻关系做了很多文化、风俗与社会制度上的创新，才使得婚姻关系在近代以前，是所有人类契约关系中总体最牢靠的，所以，不奇怪，婚姻在帮助人们应对风险挑战中的重要性跟血亲关系有得一比。不过，人文研究现在也强调数据，这本身已经是很大进步。在人类经济活动中，海洋贸易把经济活动的物理距离拉长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水平，长距离贸易又把商业违约风险、融资风险、海上生命风险、异国他乡人造风险等带到新高，这也是为什么海上丝路历史为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最好的场景，可以看出其他场景下看不到的文明差异。

无论如何，宋代以后，宗族的确在不少地区成为构建中国人生活场域的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组织。中国历史上出现多次的义利之争就恰好凸显了儒家基于义建构社会与经济的愿景。

您花了很多篇幅来讨论中国礼制将家庭秩序扩散至全社会的历史功效。在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于公元7世纪后期来到南海之后，就很快取代华商，成为海上丝路的主角，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16世纪初天主教葡萄牙人到来之时。

在控制各地的地理因素、气候差异、收入水平之后，这些结论仍然成立。数字人文跟量化历史都把研究假说通过量化数据来检测，包括把那些看起来不好量化的研究对象通过高度关联的可量化指标来代理，比如，前面谈到的用各府族谱密度来反映儒家宗族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强度。

按照今天人们熟悉的投资术语来说，在风险和回报之间，投资者既可以选择忽略风险、只追求最高回报，也可以选择追求最低风险、不在意回报。作为中国人，我们有责任更完整地认知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儒家文化和其他文化。而儒家的义跟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义十分不同，前者基于血缘亲疏、辈分先后、年龄长幼、男女尊卑确定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义，也就是通常说的名分等级秩序，而后者是基于对单一神的共同信仰。编辑部：尽管儒家在防范社会风险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上，儒家的成绩似乎并不理想。

虽然前人用的术语不是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术语，但他们的文明创举在功效和目的上跟今天的无本质差别。儒家社会虽然在两千多年中并没提升征服自然世界的能力，人均收入基本没变，但，正是为了解决风险对生存的挑战，儒家才在婚姻、家庭、宗族和社会构建诸方面不断创新，带给中国人越来越安全的生活。

但是，量化历史研究比一般的数字人文更强调对因果关系做严格的统计检验，以确保相关关系真的反映了因果，而数字人文一般停留在相关性分析层面，所以还有改进的空间。因此，虽然前面说到，在海上丝路历史中，儒家文明先是让位给阿拉伯穆斯林，后来让位与天主教文明、新教文明，但在东南亚传统社会里，儒家文明显然胜过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马来文明。

如果大禹治水真有其事的话，中国最早的国家也是因水灾风险而立，由此也推演出君王的治理权。能不能请您进一步解释下量化方法在研究历史文化问题时的优势与局限性？借助在现代经济运行背景下产生的经济或金融方法来看待与之差别很大的历史问题，需要如何调整？ 陈志武：在思想与文化研究领域，近些年实际上有所谓的数字人文研究，比如，利用电脑技术、大数据方法，通过跨区跨时间的词频变化等，观察人们在思想、观念、文化偏好等各维度的趋势，还有其他一些方法。